台北總會 國際合作組

從事國際合作或是人道援助,有很多的事情是無法預測的
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國家、發展中國家,很多的價值觀、價值判斷與我們有很大的落差
當你單純想要協助,可是在他們內心的盤算卻是生活的現實
你可以說這是一個被扭曲的價值,但這卻是這些國家的生存之道、最真實的面貌
透過小眼睛先生的紀錄與觀察,他看到了一個灰暗的部分

從事這樣的發展協助的工作,最重要的是確保每分資源不會被浪費
而我們越早看清真實,越能保障資源能不被濫用
這是一種學習的過程,而我們只能謙卑地說:我們還在學習
希望我們做的事情,都是對這塊土地、人民有益的事情
而我們也需要更多人來支持基金會的海外服務

就像是小眼睛先生寫的~

一隻蠟燭點亮十支蠟燭,十支蠟燭點亮一百支蠟燭。
世界才會充滿光明,而不至因任何一隻蠟燭熄滅,而舉世重回黑暗不是嗎?

原作者:小眼睛先生

義診的第四天,早上到兒童醫院視察這次動刀病患的康復狀況。拿了漢堡神偷玩具的小女孩,康復的狀況很好,但是見到醫生和我們仍是害怕得哭了起來。查看完所有病患後,我們搭上小巴士,今天要前往的地方,是國際援助甚少抵達的偏僻省分。

小巴士一路顛,快而頻繁,像是被按摩棒按摩一樣,昏昏欲睡,再醒來時,正巧經過一條正在修築的大橋,上面有著柬普寨和日本的國旗,那是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援助計畫。從吳哥的古蹟維護和道路修築、到金邊的國家兒童醫院,都是日本出資協助的。雖然美日兩大國際援助國家的援助計畫,常因著眼於戰略或是經濟角度而飽受批評,但不可否認的,在改善現況,提升生活品質上,的確是達到了目的。而在丹麥、瑞典、挪威、荷蘭、加拿大、愛爾蘭等經濟實力不比美日的國家,則以助貧為目標。這種拉近當地貧富差距,的作法,更獲得了受援國的尊敬。

而台灣政府呢?除了外交考量的邦交國援助外,世界重大災害的急難救助多發自民間,而義診也是由民間基金會從拮据的經費裡進行和醫療人員主動參與。大家都知道台灣,來自台灣。但是對於台灣,卻不是很清楚。如果凡事都要以對自己的利益為首要考量,那援助也便不稱援助了。

巴士開上渡輪過了河,我們終於到了目的地。

這個省地處偏遠,且人口較少,醫療通報系統也沒有建立,加上衛生環境不佳,所以許多醫療援助機構視之為畏途。在當地醫師的提出相較於其他地區此地居民更有接受幫助的需要,因此基金會決定親自拜訪當地的醫院。



院長、副院長、和四名此次到金邊見習的醫護人員,坐在院長室內。院長早已久候多時,冷氣很強,筆記型電腦,和投影機都已準備好。

我們聽完醫院的簡報後,話題直接進入重點。

「我們能給你們什麼幫助?」

「在這裡動刀?」除了每張病床要收使用費,每趟醫師從金邊來動刀的成本也很高。

「送病患到金邊去?」對於這點,他們堅持要有醫護人員隨行。而每次隨行者要有津貼。但他們要求的金額超過了基金會的極限。因此,這個建議,也沒有達成共識。

不僅是執行長、賴醫師看來無奈,連柬普寨籍的瓦納醫師都面露難色。

濃眉大眼,帶著金錶的院長,一副談不成也無妨的樣子。副院長則是比較低調,可能是因為已經到金邊見習過,和大家也比較熟識的關係。而其他三個醫護人員則是只有在院長、副院長用柬普寨語問他們意見時,才聽得到聲音。

人生常會遇到一些兩難。對於幫助唇顎裂患者的基金會來說,當地的民眾的確有需要,但是若能與當地醫院合作,由他們完成發現患者並進行通報,是最好的方式。但若這一部份的合作,要用錢來解決。對國際援助的經費始終拮据的基金會而言,做與不做之間的考量,想必是天人交戰。

這段討論,並沒有具體的結果。維持著通報,就給通報費用的合作模式。

時候已過中午,用完午餐,我們乘著巴士到副院長的家去接他,以便到醫院進行下午的唇顎裂的醫療教學講座。

巴士在副院長的家門口停下,那是一棟有著大院子的漂亮兩層洋房建築。副院長熱情的請我們入內坐坐。鞋子還沒脫,便看到客廳裡放著一張看診用的辦公桌,後面有著藥櫃,客廳裡還有兩張病床,另一邊的裡還有兩張病床。由於公立醫院能給的薪水很少,不要說醫生,甚至是麻醉師、或是護士,都在外面私下看診,很多人是白天到醫院晃一晃,便蹺班回家看診,把病人帶到家裡的,一定不只副院長一個,想必所在多有。
雖然台灣在早年,甚至現在也是一樣,常有醫生白天在大醫院上班,下班後私下接診的例子。但如此堂而皇之,毫不掩飾的態度,還是讓我匪夷所思。

回到醫院,賴醫師和瓦納醫師在諾大的會議室裡,揮汗解說唇,連帶院長副院長在內,總共有七個醫療人員。其實在先前的院長室講也就夠了。

我待了一會兒,決定到醫院四處晃晃。雖然是地區醫院,日本人蓋的,也不太久。但以略見斑駁,但若要比起病房,拿外觀已經算是非常好了。

見得到陽光的病房裡,病床上躺著病患和家屬,放滿了吊點滴的支架,沒有任何一袋點滴,他們只是躺著。見不到陽光的陰暗病房,躺著兩個病人,牆壁地板全是髒污,要我描述,我會說那是衛生不合標準的廚房,或是廢棄的工寮。

和副院長家裡的病床,簡直天壤之別。

我相信,差異,會讓人選擇。但若要用降低一邊服務水準,來凸顯另一邊服務水準的好,那實在不敢苟同。

醫療和教育。都是一樣。早年醫生要病人到診所裡看病,學生白天到學校裡上課,下課後到老師家裡補習。病人、學生,和家屬,其實不但都默默接受,甚至還感謝醫生和老師能夠特別照顧。

有教無類,懸壺濟世。這不是老師和醫生偉大的地方嗎?

醫生的收入,與一般民眾相較,已經高出許多。若要說在醫院看診,沒辦法享受到一樣的醫療品質,非要到私人診所,才能藥到病除,那真是鬼話。這種為了追求財富,而失了操守,卻仗著專業知識,讓人噤聲的人,所在多有。

培養一個醫生不容易,醫生的付出和犧牲難以想像,或者醫院看診完,還願意私下看診,實在很辛苦。等理由,在我看來,全都是搪塞之詞。

操守這種東西,不是用任何理由可以迴避的。

一個操守經不起考驗的醫生,讓無數賴其治療,希望恢復健康的病人,養成積非成是的觀念,這對社會價值造成的扭曲,要比一個強盜殺人犯還要糟糕!

在醫院外的長椅上坐著,原本在母親懷中,生著病的小孩子伸開手要我抱。

雖然平常我老說自己不太敢抱小孩,但其實是每次抱小孩,小孩的父母總是緊張得不得了,這種不敢抱,是不敢在愛子心切的父母的監視下抱小孩。如果父母不擔心,我也樂得和小孩親近。

我一邊從他母親手中,把小孩接了過來,一邊和玉澤聊起基金會經費問題。

「一百萬。我希望今年能募到一百萬。現在已經有了三十萬。」他說。
「啥?一百萬?」不是我吃肉糜,但一百萬,有很多嗎?
「一百萬,支持一個義診,幫助一百五十個唇顎裂的孩子,這點錢會募不到嗎?」

結果還真的募不到。基金會還真是燃燒熱情的地方,只有熱情可以燃燒。我的天吶,我真懷疑他們是靠什麼信念支撐下去的。難怪一般在基金會服務的人員,流動率很高。
這種靠著燃燒熱情的工作,缺乏社會的肯定與支持,也燃燒掉了社會上最有熱情和行動力的人。

怎不可惜呢。

在細問之下,我也才知道,雖然由於基金會長年在台灣耕耘,所以募款部分還算穩定,但因為秉持專款專用的原則,所以國際合作業務的經費始終捉襟見肘。這也沒辦法,就拿我自己來說,如果不是此行,我對國際援助也很難有機會有進一步的了解。

「其實台灣的健保已經給付這類醫療,雖然說後續仍有許多配套措施需要經費。但,四十年的經驗累積,如不把它推展出去,讓更多地區的類似病患能夠受惠,那實在可惜。而亞洲,是最容易發生唇顎列病例的地區,台灣的唇顎裂手術的技術和相關輔導,是世界數一數二的。」玉澤說。

「那中國呢?」我問。
「中國不是用援助的名義,而是用學術交流來進行。有些地區,已經有台資企業願意負擔當地唇顎裂病童的醫療費用。但大多數的地區,仍是沒有。」他說。

我想起昨天作家庭訪問的孩子。

七千塊台幣,便改變了她的一生。

她是哪一國人,到底有這麼重要嗎?

當初羅慧夫醫師,幫助的不也是非同國籍的我們嗎?

對於別人不求回報的付出,最好的回報就是給予其他人不求回報的付出。

一隻蠟燭點亮十支蠟燭,十支蠟燭點亮一百支蠟燭。

世界才會充滿光明,而不至因任何一隻蠟燭熄滅,而舉世重回黑暗不是嗎?

過去,我們也接受過其他人的協助,現在,是我們應該要協助其他人的時候。不然,未來那些需要協助的人該怎麼辦呢?

讓愛傳出去。

如果真能不分彼此,不分國界,那做起來也不並不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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